父亲梁中玉，山西岚县人,1918年9月出生。1937年4月参加革命,8月参军,11月加入中国。历任战士、排长、连长、教导队长、参谋、股长、团参谋长、副团长、团长、师参谋长、军作战处长、副师长、边防区司令员、师长,高等军事学院教员、教研室主任,军参谋长、副军长、军长,昆明军区、副司令员。曾荣获“头等有功人员”“模范干部”“劳动英雄”、纵队及旅的“战斗英雄”称号,“立大功”及党外记功各一次。1950年随陈赓援越抗法。1954年赴苏联学习,获苏军“高级军事教育军官”学位。1964年晋升为少将。党的九大代表。1980年5月逝世,被批准为革命烈士。母亲王邦,河南洛阳人，1932年1月出生，1949年2月参加革命，1951年1月入党。
1978年，多事之秋。中越边境,多事之地。越南当局不断武装侵犯我国边境地区，在中国的领土上，肆无忌惮地修筑工事，埋设地雷，开枪打炮，毁我村寨，杀我军民,袭击火车，抢劫财物，酿成多起件。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,令中国人民极度痛心，极度愤慨。
这一年的春节,对我们家来说,是一个不寻常的春节,家里的四个孩子齐扑扑参战,其中三人要上战场,随部队开赴广西,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东线作战。
战争意味着什么,对于戎马一生的父亲来说,再明白不过了,他写道：“战争中,曾多次下过牺牲自己,完成人民的事业的决心。”父亲身经百战,早已过了生死关,从来是抱定必死决心,坦坦荡荡上战场。可是这一回,战争、生死、流血、伤残,轮到了孩子们头上。父亲既是军人,又是孩子的父亲,双重身份下的他,心情极为复杂。
母亲一言不发,低头踩着缝纫机,为孩子们准备上前线的行装。会议成了父亲一个人的主讲。
父亲说：“中国人民长期无私援助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,帮他们打法国佬,打美国佬,打来打去,打去打来,眼看30年了。你们的爸爸,1950年曾跟随陈赓大将,参加过越南边界战役。60年代援越抗美,咱们14军承担着后勤保障、物资运输、架桥修路、通信架线,还直接参加了越南领空的防空作战。美军飞机被咱打掉好几十架呀!咱牺牲指战员的遗骨,还埋在越南呢！”
1950年,越北边界战役前,父亲梁中玉(右一)与越军侦察兵一起,在越南高平附近山上的大树上侦察法军阵
1950年越北边界战役前,父亲梁中玉(穿白衬衣者)在越南高平附近山上的大树上侦察法军阵地
“中国有一句老话:‘升米恩人,石米仇人。’黎笋集团恩将仇报,搞霸权主义,搞大国沙文主义,搞到中国头上来了。不收拾他一下,他绝不会老实,还要捣蛋,咱的边界别想太平,别想搞现代化!”
“你们的爸爸是一名决死队员,当年上战场,决心身死,誓杀日寇。枪林弹雨,血雨腥风,打了一百二十几仗,很多战友都牺牲了,爸爸活了下来,不过是战争的幸存者。”
“作为军人,你们理应保家卫国。上了前线,你们要勇敢作战,为国争光，为军争光,还要为咱这个家争光!无愧于决死队的后代!”
“打仗,哪有不死人的？别人的孩子能牺牲,我梁中玉的孩子就不能牺牲？没这个道理嘛!你们要做好流血的准备、牺牲的准备,爸爸也做好了失去你们的准备。在军区的会议上,爸爸表了态：三个孩子参战,我打算只回来一个！”
大女婿曾是父亲的警卫员,以后做了梁家的女婿。“一个女婿半个儿”父亲对他说:“你要理解爸爸。爸爸是革命老战士,不会给部队打招呼,把你们留下来,不上前线。那种话,爸爸绝不会说!”
“光头是好处理伤口,但你不要忘了,越南是热带亚热带地区,气候闷热潮湿,没有头发隔热,阳光直射头部,很容易中暑。”
转念一想,这话跟孩子说,也没用,父亲缓缓语气,“剃就剃了吧,还能长出来。”
“儿子,枪弹无心,枪弹无眼。一旦上了战场,不管你怕死不怕死,炮弹子弹照样打过来。你要是勇敢沉着冷静,脑袋就灵光,反应就快,动作就利索，就会充分的利用地形地物,保存自己,消灭敌人。自古两军对阵,从来是勇者胜,怂者败。越怕死,越死！”
父亲看着大女儿,眼睛湿润了。当年那个哭得死去活来,不肯睡在驮筐里的“小胖”,眨眼工夫,成长为一名军医,将要奔赴火线,救死扶伤。
“爸爸看这次打仗,是一次有限度的局部战争。两国两军实力不在一个水平上,不可能打成立体战争,会有前方后方之分。医生多半在后方救护伤员,上前沿的机会少,伤亡的可能性比较小。爸爸说的三个孩子只打算回来一个，就是打算你活着回来。”
女儿的眼泪“唰”地冒了出来。父亲接着说：“但战争就是战争,你也会碰上危险。要是敌人飞机来轰炸,你往哪里跑，树底下？”
“错了!绝对不可以躲在树底下!你最大有可能碰上的危险情况,一是敌机轰炸,一是敌人炮火杀伤。你一定要记住,绝对不可以待在房子里,也不能躲在树底下,那都是敌人轰炸炮击的重点。你要以最快的速度,就近找个土坎、水沟趴下……”
除了谆谆嘱咐,父亲让母亲给上前线的孩子每人准备两样东西：一双布袜子,一床防潮的棉褥。在热带亚热带山地丛林行军,布袜子可减少蚂蟥叮咬。母亲连夜赶制了三双草绿色的长及膝盖的布袜子,在部队配发的棉褥外,缀上一块兽皮防潮。两个男孩子的棉褥,缝的是狗皮。女儿的棉褥上,缝了一张虎皮。这张虎皮是阿佤山头人“班洪王”胡忠华,1953年送给父亲的。父亲是他的“大军”朋友。
小儿子的部队是最先开拔的。老两口到成都火车东站送行。母亲控制不住情绪,掉了泪。
历来说话温和的父亲,马上制止母亲。“王邦,不能哭!咱革命者,流血不流泪!”
两天中,父亲和母亲,把三个孩子接连送上了战场。他们的心,也飞到千里之外。
“搞不好,我可能还要上前线月,战争爆发前夕,颁布命令,父亲任顾问，他退居二线了。但退居二线的老兵,并不把自己当成战争的局外人。他牵挂的，不仅是三个儿女,而是整个前线的战事。
父亲嘱咐警卫员小张,到军区作战部找一幅战区地图。可惜动手晚,地图已无了,小张搜罗回来不同版本的地图各半幅。二女儿帮着父亲,把地图一帧一帧折叠好,按顺序拼接在一起挂上墙。地图上半部的山川、河流、公路还能勉强连到一起。
秘书岳广运为四位军区领导服务,文电送首长轮流传阅。历来礼貌谦让的父亲,这回特意叮嘱岳秘书:“每天的电报要先送给我看。搞不好,我可能还要上前线天中,父亲待在书房里不出来,守着地图,一站就是好久,根据战报在地图的相应位置作出标记,标出敌我态势。战况如何,战果几何,一一记录在案。广西方向,毙敌多少,俘敌多少,缴获多少；云南方向,毙敌多少,俘敌多少,缴获多少。那股认真的劲头,跟前线指挥所里的指挥员没有两样。
驾驶员刘乾永说：“每天哪个部队走到哪儿,他在地图上都要标出来。同登、高平、谅山、奠边府,他都很熟悉……部队打到哪里了,他每天看,认真得很……我认为,虽然他已经退居二线了,但在他心里,他还是一个将军。”
战场熟,对手熟,就是捞不着仗打。父亲像一匹刨地嘶鸣的老骥,渴望着披挂上阵,渴望着领兵打仗,渴望着报效祖国。他写道:“我仍然希望有机会再打一次大仗,为人民立点功再死。”
可是,“搞不好,我可能还要上前线”的情况,一直到仗打完,也没发生。为人民立点功的愿望,也没能实现。
越南东北重镇谅山市,有铁路、公路直达河内。1979年3月4日,我军攻占谅山。至此,越北各战略要点均被我军控制,威逼震慑越南首都河内的态势，业已形成,自卫还击作战的战略目的已达到。次日,下达撤军命令，各部队于3月16日前全部撤回中国境内。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告一段落。
部队还未撤回驻地,孩子们的信早已到家。信中说道,我军后撤时,某局部战场秩序一度较为混乱。父亲看了,十分不安。大军后撤好比围棋“收官”，若部署不当,使对手有隙反扑,可置胜利之师于死地,古今中外,屡见不鲜。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！
父亲扬起信纸,“几十万人的大兵团作战,应梯次后撤,交替掩护,确保侧翼安全。我军已多年不打仗,多建制大部队后撤中的协同配合,完全是训练空白，应当列为重要课题,下功夫训练。”
我军凯旋,父亲的老部下赵忠厚叔叔从前线返回,专程到成都看望父亲。从赵叔叔口中,父亲得知这支部队的拳拳爱国之心依旧,报国之志依旧,遭受磨难的军人们从“学习班”里出来,立刻领兵上了战场,在他们心中,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。指战员不怕牺牲,英勇作战,仗打得不错,打出了国威,打出了军威。14军的很多军人家庭,父子两代同上战场,演绎了一出现代版的《杨家将》。
父亲还得知,老战友李亥生、赵志雄的儿子,没有能够从前线回来,化作了国境线上、烈土陵园里冰冷的石碑。
第二年,父亲去世。在他去世之后,他的小儿子再上前线,又上战场，履行军人使命,保家卫国。
父亲和母亲,这两位老军人、老员,在战争来临之际,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孩子：国家的利益,民族的利益,永远高于小家庭与个人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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